(鄒志中特稿) 當AI大幅度降低創作門檻，卻讓影視文化、產業與人類自主面臨新的危機？ AI讓人人都能拍短劇，為何真正賺到錢的只有AI影視平台？ AI影視劇產能暴增13倍、收入只增8% ？ AI短劇的「價格剪」正在改寫影視產業規則？ AI人工智慧正在改寫影視產業的生產方式，也正在改變人類理解歷史、接收文化、建立情感與認識世界的途徑。2026年，中國大陸AI短劇市場出現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現象：前8個月上線的微短劇就高達43萬部，是2025年全年數量的13倍，其中AI微短劇占比超過九成；然而，免費微短劇市場規模約573億元人民幣，年增率卻從2025年的113％降至僅8％。當產能暴增十幾倍，市場收入卻只增加個位數，這不只是影視產業的景氣變化，更是一場經濟學上的「價格剪」（Price Scissors）現象（是指在工農業產品交換（或不同產業部門）之間，由於商品價值實現能力的不同，導致價格走勢像一把張開的剪刀一樣，朝相反方向劇烈分化或差距不斷拉大的經濟現象）。
AI讓過去需要龐大資本、專業團隊與長時間製作才能完成的影視作品，逐漸變成個人甚至小型團隊就能生產的商品。創作門檻降低，內容供給幾乎沒有上限，但觀眾的時間、注意力與消費能力，並沒有隨著AI同步擴張。真正的問題於是浮現：當人人都能拍短劇，誰還能靠拍短劇賺到大錢？當人人都能生成影像，誰又能決定什麼內容值得被看見？這場變革更深層的意義，在於AI正在重新分配影視產業的價值、文化傳播的權力，以及人類在科技時代的主體性。對台灣而言，這不只是影視產業如何導入AI的問題，而是如何在技術革命中，避免文化被平台化、創作被商品化、教育被演算法取代，以及人類逐漸失去理解自身的能力。
產能暴增、收入停滯：AI影視的「價格剪」正在形成
AI影視最具吸引力的地方，是成本下降的速度超乎傳統產業想像。主流精品AI微短劇每分鐘製作成本已降至800至1500元人民幣，部分製作報價甚至更低。過去需要編劇、導演、攝影、演員、燈光、美術、服裝、場景搭建及後製團隊共同完成的作品，如今可以透過AI模型整合大量工作。這意味著影視製作的生產函數正在改變。
過去，製作成本構成影視產業的進入門檻。投資者必須承擔演員片酬、拍攝場地、劇組人力、製作週期與市場風險，因此作品數量相對有限，資本也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篩選。AI則將這套結構逐步拆解。一個AI微短劇團隊可以在短時間內生成大量劇情、角色、場景與視覺素材，甚至可以透過演算法快速測試市場反應。原本需要數百萬元才能完成的製作，可能被壓縮至十萬、數萬元，甚至更低。
然而，成本降低並不等於市場價值同步增加。中國大陸2026年上半年抖音生態內新增AI微短劇與漫劇22.19萬部，日均上架超過1200部。從供給數量看，影視產業似乎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期；但爆款率僅約0.47％，超過九成的作品流量低迷，行業「萬播收益」更從2025年下半年的30至100元人民幣，跌至2026年的5至10元。這是典型的供給過剩。當每分鐘都有新作品上架，觀眾不可能觀看所有內容。即使微短劇製作成本降至接近零，作品仍然需要支付時間、流量、行銷與平台分潤等成本。
於是，影視產業的稀缺性開始轉移。過去稀缺的是製作能力，現在稀缺的是注意力；過去競爭誰能拍出作品，現在競爭誰能讓作品被看見。這也解釋了為何AI影視產能急速擴張，卻沒有帶來相應的收入成長。問題不在於AI不夠強，而是AI太容易讓所有人變得一樣強。當微短劇製作技術不再構成差異，內容品質、故事深度、IP價值、平台分發與市場轉化能力，才真正決定企業能否生存。
這種「價格剪」現象並非偶然。它反映的是技術民主化與注意力經濟之間的根本矛盾。當生產工具變得極為便宜且易於取得，供給曲線幾乎垂直上移，但需求曲線卻受限於人類有限的時間與注意力。結果就是單位作品的市場價值被快速稀釋，產業整體陷入「產量愈高、單價愈低」的供給過剩困境。
人人都能創作，為何平台反而成為最大的贏家？
AI降低了影視製作門檻，卻沒有降低平台掌握流量的門檻。中國短劇市場的發展，正好呈現這種權力重新集中的矛盾。字節跳動旗下紅果短劇，2026年7月日活躍用戶達1.68億，同比增長107％。其「免費觀看＋廣告分賬」模式，透過觀看廣告解鎖內容，再將廣告收入與製作方按比例分成，迅速擴大用戶規模。
這套商業模式表面上實現了內容普及，也降低了觀眾付費門檻。但當平台累積龐大流量之後，內容製作方的議價能力反而逐漸下降。2026年8月紅果將AI劇本S+級保底分賬，從最高5萬元人民幣下調至1萬元，A+級及以下則轉為純分賬。同期，單月下架違規AI劇達8689部，並宣布年底前全面下線「看劇賺金幣」功能。這些變化顯示，平台正在從初期的補貼拉新，轉向更嚴格的內容篩選與成本控制。
當平台擁有大量用戶、廣告數據與推薦演算法，製作方即使可以低成本生成作品，也必須接受平台設定的分賬規則、流量分配機制與內容審核標準。這正是AI產業最值得關注的結構性問題：AI技術讓創作民主化，市場卻可能讓權力集中化。創作者的數量愈多，平台業者就愈容易透過供給競爭壓低分潤；內容愈容易生成，平台業者就愈能以演算法決定誰獲得曝光。最終，AI未必讓每個人都成為AI影視產業的受益者，反而可能讓少數掌握流量、算力與分發入口的AI影視平台業者，取得更大的市場控制權。
這種現象並非中國大陸短劇市場獨有。從全球數位平台的發展經驗來看，技術普及與市場權力分散並非必然同步。當生產工具人人可用，掌握市場入口的企業，反而更有機會建立新的競爭壁壘。AI影視的下一場競爭，可能不再是誰擁有最強模型，而是誰能掌握內容、數據、用戶與商業變現之間的完整生態系。
AI電影可以拍出來，為何觀眾不一定願意買單？
AI影視產業最值得觀察的案例，是博納影業推出的《三星堆：未來往事》。這部作品被視為中國大陸首部AI深度參與製作的院線長片，製作投入據稱達千萬元人民幣級別；相較於同等題材的傳統實拍電影，預算估計可能達8至9億元人民幣。從技術角度看，這無疑是一項重要突破。然而，影片上映8天累計票房約147萬元人民幣，首日上座率不足1％，場均觀影人次約1人，平台預測最終總票房約260萬元。
這個案例凸顯一個基本事實：AI能夠降低電影的製作成本，卻不能直接創造觀眾的情感認同。電影不只是影像的集合，更是一種情感經驗。觀眾願意走進戲院，往往是因為故事、人物、表演、文化意義，以及對作品本身的期待。AI可以生成宏大的場景、逼真的人物與超越現實的視覺效果，卻不代表它已經掌握人類對悲傷、愛情、恐懼、孤獨與生命意義的理解。
這也是AI影視產業目前最重要的分水嶺。當AI影視製作成本下降，電影投資的風險確實可能降低；但如果觀眾不願意付費，低成本仍然無法保證商業成功。博納影業2026年上半年AI影視劇業務毛利率達96.83％，但收入僅193.23萬元人民幣，占總營收0.42％。這組數據更清楚說明：高毛利率並不等於已經形成成熟的商業市場。韓國AI電影《穿韓服的男人》與《我是波波》，上映兩週後累計觀影人數分別僅640人與781人，也反映技術完成度與市場接受度之間，仍然存在巨大落差。
因此，AI電影真正需要突破的，不只是技術能力，而是敘事能力、文化理解與觀眾信任。當電影從「人類創作」逐漸轉向「人機共同創作」，觀眾是否在意創作者的身分？是否願意接受AI生成的角色與情感？又是否會重新定義何謂電影？這些問題，都不是演算法可以單獨回答的。
AI短劇出海：從產能紅利走向流量成本陷阱
AI短劇曾被視為中國大陸影視產業走向全球的重要突破。低成本製作、快速迭代與高度情緒化的劇情，使短劇可以跨越語言與文化差異，迅速進入海外市場。但2026年上半年，短劇出海已經出現新的警訊。中國大陸海外微短劇投放素材量達1961萬組，同比增長324％，下載量卻僅增長79％。北美市場單一用戶獲取成本升至5.28美元，買量投流占短劇出海總成本的50％，同期海外短劇雙端內購收入12.7億美元，年增率僅13％。
這意味著市場競爭正在進入另一個階段。當大量企業同時投入AI生成內容，廣告素材的數量不再是競爭優勢。消費者每天接觸更多短劇廣告，卻不會因此下載更多應用程式。企業必須花費更多成本，才能取得同樣的用戶。這是一個典型的邊際效益遞減問題。過去，短劇出海依靠低成本製作與新市場開發，能夠迅速擴大用戶規模；現在，當市場逐漸飽和，競爭就轉向內容轉化率、廣告效率、用戶留存與付費能力。
AI雖然讓企業能夠快速製作數千種廣告素材，卻也讓競爭者可以用相同方式複製。於是，企業真正需要的能力，不再只是大量生成內容，而是理解不同市場的文化心理、消費習慣與情感需求。當AI讓影視內容供給無限，市場反而要求企業更精準地理解有限的人性。這也提醒台灣影視文化產業，不能將AI國際化簡化成大量翻譯、快速生成與廣告投放。真正的文化輸出，需要的是理解他者，也需要讓自己的故事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化辨識度。
AI影視衝擊的不只是企業，更是整條勞動產業鏈
當AI可以快速生成角色、場景、動作與對白，最先受到衝擊的，不一定是最頂尖的導演或編劇，而是大量依靠現場製作工作的基層勞動者。中國大陸橫店影視基地的變化，正是這種轉型的縮影。傳統真人短劇需要演員、臨演、燈光、攝影、服裝、場景、道具、剪輯與後製等大量人力。AI短劇則可以透過生成式模型取代部分工作，甚至將過去需要五、六人的剪輯團隊縮減為一人。
2026年中國大陸真人短劇開機量同比暴跌約75％，部分從業人員開始面臨工作減少、收入下降與職涯轉型。相關產業觀察也指出，AI並非傳統影視產業衰退的唯一原因，但在市場供給過剩、平台補貼退場與製作成本競爭加劇的情況下，確實成為加速產業重組的重要力量。這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一個問題：當AI提升生產效率，節省的成本究竟會由誰取得？
如果企業將AI視為單純的人力替代工具，短期可能提高毛利率，長期卻可能削弱整體產業的就業能力、人才培育與專業技術傳承。影視產業尤其如此。一名攝影師、一位剪輯師、一名美術設計師，不只是完成某個工作項目的人力成本，更可能是未來導演、製片、視覺創作者與技術創新者的培養來源。如果產業只保留少數高階創意職位，卻失去大量基層工作機會，未來產業人才又要從何而來？這是AI產業政策必須正視的問題。AI技術革命不能只計算企業節省多少成本，也必須計算社會承擔多少轉型代價。
台灣AI影視政策的真正考驗：不能只有補助，還必須建立產業生態系
台灣並非沒有AI影視發展的基礎。從友崴超算中心與大腕影業合作推動AI視覺中心，到台南岸內數位影視娛樂產業園區規劃AI攝影棚與虛擬製片設施，產業端已經開始布局。文化部也持續透過影視輔導金、國發基金文創投資與文化內容策進院等機制，支持國內原創內容、IP開發與國際合製。
問題在於，台灣需要的不是單一製作技術升級，而是從創作、製作、人才、平台、資本到國際市場的完整產業鏈。2026年台灣AI發展面臨的困境之一，是企業導入率與人才配置仍然不足。台灣中小企業實際導入AI比例僅7.4％，84.5％尚未配置AI人才，63.9％認為缺乏明確應用需求更是主要的AI導入障礙。這些數字說明，台灣的問題不只是AI算力不足或AI人才短缺，更在於缺乏將AI嵌入既有工作流程、形成商業價值的變現能力。
AI影視產業尤其需要重新定位。台灣不必急著複製中國大陸以大量AI短劇、低成本製作與平台流量為核心的模式。台灣市場規模有限，若直接進入產能競賽，很可能更快面臨供給過剩、資本不足與商業變現困難。更合理的方向，是運用AI降低製作成本，將資源投入具有文化辨識度的原創內容。
例如：以台灣歷史、地方文化、族群記憶、社會議題與當代生活為題材，建立具有國際辨識度的故事；運用AI降低視覺特效、場景生成與前期製作成本，讓小型團隊也能完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作品；建立中小型影視AI人才培訓，協助編劇、導演、攝影、剪輯、美術與製片人理解AI工作流程，而不是只培養模型操作人員；發展IP長期經營，讓影視作品不只依賴一次性票房，而能延伸至影集、遊戲、出版、文創商品與國際授權；建立內容與平台合作機制，讓台灣創作者不必完全依賴國際平台的流量分配，也能透過跨平台、跨國合製與自主發行建立市場。台灣真正需要的，是讓AI成為擴大創作可能性的工具，而不是讓創作者被迫加入低價、低利潤與高淘汰率的商業競爭。
AI影視最大的制度問題：著作權、文化主權與創作自主
AI影視產業的發展，並不只是技術與市場問題，更涉及法律、倫理與文化治理。生成式AI需要大量資料進行訓練，其中可能包含新聞、小說、劇本、音樂、影像與其他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。台灣目前仍面臨AI訓練資料利用與著作權保障之間的制度挑戰。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相關解釋，將他人著作提供AI訓練或透過AI生成改作，可能涉及重製、改作及公開傳輸等著作權行為，是否符合合理使用，仍須依個案與相關法律規定判斷。AI生成成果是否受到著作權保護，也取決於人類實際創意投入程度。
這意味著台灣不能只鼓勵影視產業使用AI，卻忽略創作者權益、授權機制與責任歸屬。2026年10月，數位發展部、文化部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共同召開內容產業與AI業者交流會議，討論AI訓練資料利用、著作權保護、優質語料整備與授權合作等議題。政府也正在研議相關指引與資料利用制度。這是值得肯定的方向，但接下來的挑戰在於如何形成真正可執行的制度。
台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著作權規範，更包括：透明的AI使用揭露制度，讓觀眾與合作夥伴能夠了解作品中AI的使用範圍，區分人類創作、AI輔助與AI生成內容；合理的內容授權與報酬機制，建立可操作的授權模式，讓創作者、出版者、影視製作公司與AI開發者可以透過合法合作取得資料；建立台灣自主文化語料，透過政府、學術機構、文化組織與民間創作者合作，累積具有正體中文、台灣歷史、地方文化與多元社會經驗的優質資料；保障人類創作主體性。AI可以協助製作，但不能讓創作者在作品中失去署名、權益、議價能力與職涯發展空間；防止文化內容被單一演算法支配，當平台決定哪些作品獲得曝光，文化多樣性就可能受到商業流量與推薦機制的影響。政策必須讓不同類型、不同語言與不同社會觀點的作品，仍然有機會進入市場。這不只是文化政策，更是文化主權的問題。
AI短劇作為文化接觸入口：娛樂潛力與歷史教育責任必須分開看待
AI影視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面向，是它如何成為人們接觸歷史與文化素材的入口。中國大陸AI短劇大量採用歷史穿越題材，將現代人物帶入古代世界，透過詩詞、軍事、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情境，創造強烈的時代切入感。部分觀眾因為觀看這類作品，開始主動查閱相關詩詞、人物傳記或歷史背景資料。這顯示AI影視可能具有激發興趣、降低接觸門檻的潛力。
然而，必須嚴格區分兩件事：一是AI短劇作為娛樂形式所能產生的「文化接觸入口」效果；二是歷史事實本身的正確性與教育責任。前者屬於媒介效應與觀眾行為的觀察，後者則涉及知識生產、史料查證與公共教育的專業要求。個別觀眾因劇情而產生查閱動機，並不能直接推論為整體世代的歷史素養提升，更不宜擴張為兩岸文化影響的定論。影視娛樂雖然可以成為歷史教育的入口，卻不能取代歷史教育的本身。
台灣尤其需要正視這個區分。面對跨平台、跨語言與跨境文化內容的快速流動，教育界不能只以禁止、排斥或道德批判的方式回應。真正有效的方式，是讓學生具備辨識內容、查證資料、理解不同歷史觀點與分析敘事結構的能力。這也是AI時代數位素養的重要內涵。台灣需要的，不是讓年輕人拒絕AI文化內容，而是讓他們在享受娛樂的同時，仍然保有正確的判斷力。文化影響力從來不是單純的內容數量競爭，而是誰能透過故事，讓人願意理解不同歷史、價值與世界觀，同時又不喪失對事實與脈絡的基本認知的要求。
科技愈強，人文為何愈顯蒼白？
如果說AI影視改變的是產業結構，那麼AI時代更深層的變化，就是人類情感與生活經驗正在被重新定義。科技讓生活更方便，卻也可能讓某些生命經驗逐漸失去深度。這不是要否定科技的價值。相反，正因為AI科技已經如此強大，我們才更需要思考人類究竟希望AI科技帶來什麼樣的美好生活？
當AI可以生成音樂、小說、影像與角色，甚至模擬人類的情感表達，人類是否會逐漸習慣將情感、創作與關係交由演算法去處理？當我們越來越依賴數據衡量生活，粉絲數、點擊率、觀看時間、追蹤人數與觸及率，是否也開始將人的價值轉化為可以計算的指標？當AI可以協助我們完成更多工作，我們是否也會逐漸失去思考、創作與理解自身的耐心？這些問題，比AI能否生成更逼真的影像更加重要。因為AI所改變的，不只是我們使用什麼工具，而是我們要如何理解自己？
從「AI能做什麼」走向「人類還需要什麼」
AI影視產業的發展，讓我們看見技術革命的兩面性。一方面，AI大幅降低創作成本，擴大影視製作的可能性，讓更多人有機會將想像轉化為作品。另一方面，AI影視供給過剩、平台權力集中、勞動市場重組、著作權爭議與文化內容同質化，也正在形成新的結構性問題。中國大陸短劇市場的「價格剪」現況，提醒我們技術效率不等於市場價值。AI電影票房的落差，提醒我們製作能力不等於文化認同。AI短劇出海的獲客成本，提醒我們產能優勢不等於商業競爭力。台灣AI應用與文化政策的落差，提醒我們科技發展不能只靠企業自行摸索。而科技與人文的疏離，更提醒我們：人類不能只追求AI可以完成多少事情，還必須思考哪些事情不應該完全交給AI？
台灣需要建立的AI影視戰略，不應只是加速技術導入、增加補助、擴大算力與提升產能，而是將產業發展、文化主體性、創作者權益、教育改革與人文價值整合在一起。AI可以降低影視創作門檻，但不能降低文化深度。AI可以加速內容生產，但不能取代人類對生命經驗的理解。AI可以讓影視作品更加逼真，但不能保證故事具有意義。AI可以讓世界更加便利，但不能讓人類逐漸失去感受世界的能力。
真正值得追求的，不是人人都能拍劇的AI影視新世界，而是人人都有機會創作具有價值的作品；不是所有文化都被演算法推向同一個市場，而是不同文化都能找到被理解、被尊重與被看見的空間。當AI逐漸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，台灣需要回答的最重要問題，或許已經不再是如何追趕科技，而是如何在科技最強大的時代，仍然保有人類的尊嚴、文化的厚度，以及創造生命意義的能力。AI科技越來越強，人類卻不應越過越蒼白。
